朱自清先生

馮至

遠在二十五年前，我讀到過一部詩集《雪朝》，是六個人的合集，其中有一位是朱自清。封面是黃色的，里面的詩有一個共同趨勢：散文化，樸實，好像有很重的人道主義的色彩。那本詩集現在已經很不容易得到了，并且里邊的詩我一首也不記得，但根據我模糊的印象，我可以說，假如《雪朝》里的詩能夠在當時成為一種風氣，發展下去，中國新詩也許會省卻許多迂途。只可惜中國的新詩并沒有那樣發展下去，中間走了許多不必要的歧途，而《雪朝》中的六位也在中途有的拋掉了詩，有的改變了作風。其中真能把那種樸質的精神保持下來，不但應用在詩上，而且應用在散文以及做人的態度上的，據我所知，怕只有朱自清先生吧。

我最初遇見朱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時我住在柏林西郊，他在清華任教休假到倫敦住了一年，歸途路過柏林。我請他到我住的地方談過一次，過了幾天又陪他到波茨坦的無憂宮去游玩過。他很少說話，只注意聽旁人談講；他游無憂宮時，因為語言文字隔閡，不住地問這個問那個，那誠摯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說一句強不知以為知的話。此后他就到意大利從威尼斯登船回國了，三年后，我也回國了，和他卻很少見面，見了面也沒有得到過充足的時間長談。至于常常見面，能談些文學上問題，則是共同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書的那幾年。

他談話時，仍然和我在柏林時所得到的印象一樣。他傾心聽取旁人的意見，旁人的意見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點頭稱是。他這樣虛心，使談話者不敢說不負責任的話。他對我的確發生過這樣的作用。我不知道別人在他面前是否也有過同樣的感覺，但愿他的誠摯和虛心——這最顯示在他那兩只大眼睛上——曾經啟迪過不少的人，應該怎樣向人談話！

由虛心產生出來的是公平，沒有偏見。黨同伐異，跟自己意見相同的就結為朋黨，跟自己意見不同的就加以攻擊。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寫的文字里是讀不到的。他不是沒有自己的意見，但他對于每個文藝工都給予了所應得的地位，不輕易抹殺任何一個的努力。去年五四，北大舉行文藝晚會，我和他都被約去講演，我在講演時攻擊到戰前所謂象征派的詩，夜半回來，他在路上向我說：“你說得對！只是有些過分。”今年七月四日，我到清華去看他——這是我最后一次見他——他已十分憔悴，談起一個過于主觀的批評家，他盡管不以他為然，卻還是說：“他讀了不少的書。”

一個沒有偏見的、過于寬容的人，容易給人以鄉愿的印象，但是我們從朱先生的身上看不出一點鄉愿的氣味。一切在他的心中自有分寸，他對于惡勢力絕不寬容。尤其是近兩年來，也就是回到北平以來，他的文字與行動無時不在支持新文藝以及新中國向著光明方面的發展。他有憤激，有熱烈的渴望，不過這都蒙在他那平靜的面貌與樸質的生活形式下邊，使一個生疏的人不能立即發現。他最近出版的兩部論文集《論雅俗共賞》和《標準與尺度》是他最坦白的說明。他一步步地轉變，所以步步都腳踏實地；他認為應該怎樣，便怎樣。我們應該怎樣呢？每個心地清明的中國人都會知道得清楚。

   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國的新文藝失卻一個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卻一個公正的畏友，將來的新中國失卻一個腳踏實地的文藝工作者。

現在我如果能夠得到《雪朝》那本詩集，再把他歷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會看見他在這一世紀的四分之一的時間內走著一條忠實樸素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