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袖

鐵凝

冀中平原插隊時，鄰家姑娘總幫我們做針線。她話不多，手巧，全村婦女繡枕頭、綴襪底，幾乎都用她出的花樣。姑娘常年戴一副素凈的套袖，顯得勤快、干練。不久，她也送給我一副花細布套袖，告訴我說，戴上它，省衣服。我沒有省衣服的概念，戴上后只覺得多了一層從姑娘身上感覺過的那種氣質。我戴著套袖趕集，買菜籽、堿面;戴著套袖去公社參加“三夏”動員會;戴著套袖起豬圈，推碾子，摘棉花，下山藥窖，燙四十個人吃的棒子面……

我回城了。要辦各種手續，戴著那副套袖東奔西跑，在各種紙片上蓋過二十多枚公章。后來手續辦完了，我的花套袖就沒了。它丟得很自然，不知不覺。以后，在熟悉而又陌生的環境里，我又見過很多戴套袖的人：精細嚴謹的銀行出納;結實、果敢的賣肉師傅;托兒所阿姨、傳達室老伯、印刷廠撿字工、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工作的需要呵，我想。我沒有想過我那副花套袖。

多年前的一個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韓映山同志囑我帶封信給孫犁老師。我臉上竟顯出了難色，我怕見大作家，盡管他的優美篇章有些我幾乎可以背誦。我還聽人說過，孫犁的房間高大幽暗，人也很嚴厲，少言寡語。連他養的鳥在籠子里叫得都不順暢。向我介紹孫犁的同志很注意細節的渲染，而細節是最能給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這點：連孫犁的鳥都怕孫犁。韓映山同志似看出我的心思，指著他家鏡框里孫犁的照片說：“孫犁同志……你見面就知道了。”

我帶了信，由百花文藝出版社李克明同志陪同，終于走進了孫犁老師的“高墻大院”。這是一座早已失卻了規矩和章法的大院，孫犁老師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詳細描述過它的衰敗經過。如今各種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著，稍顯平整的一塊地，一戶人家還種了一小片黃豆。

那天黃豆剛剛收過，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會神地撿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側面，就猜出了那是誰。

看見李克明同志和我，他站起來，把手里的黃豆亮給我們，微笑著說：“別人收了豆子，剩下幾粒不要了。我撿起來，可以給花施肥。丟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溫厚，語調宏亮，夾雜著淡淡的鄉音。說話時眼睛很少朝你直視，你卻時時感覺到他的關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褲，當他騰出手來和我握手時，我發現他戴著一副青色棉布套袖。他引我們進屋，高聲詢問我寫作、工作情況。我很快就如釋重負。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會不茍言笑的。戴著套袖的作家給了我一種親近感。

我再次見到孫犁老師，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還刮著風。他剛裁出一沓沓粉連紙，和保姆準備糊窗縫。見我進屋，孫犁老師迎過來說：“鐵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見老?我這兩年老得特別快。”

“您是見老。”我說。

也許是門外的風、房間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縫用的粉連紙加強了我這種印象。但我說完很后悔，我不該迎合老人去證實他的衰老感。接著我便發現，孫犁老師兩只襖袖上，仍舊套著一副干凈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顏色是凝重的，但人卻洋溢著一種干練的活力，一種不愿停下手、時刻準備工作的情緒。受了這種情緒的感染，我更后悔剛才自己的失口。

前年春天，我又見孫犁老師，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沒撿豆粒，也沒糊窗縫，正坐在寫字臺前。桌面攤開著紙和筆，大約是在寫作。看見我們，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還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見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興，隨便地和大家聊著天，卻并沒有摘去套袖的意思。這次我才意識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臨時“武裝”。我也才想起我有過的那副花細布套袖。在那些年里，一副花套袖也曾武裝過我的雙臂。我一時忘卻了客人們的談論，思想起冀中平原的一切。

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聯系著什么，我說不清。聯系著質樸、節儉?聯系著勤勞、創造和開拓。好像都不完全。我沒有問過孫犁老師為什么總戴著套袖。也許，他也會說是為了愛護衣服，就像村里那位鄰家姑娘告訴過我的那樣。但我深信。孫犁老師珍愛的不僅僅是衣服。不然，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藍衣褲，就能引他寫出《山地回憶》那樣的名篇?盡管《山地回憶》里的一切和套袖并無聯系，但它聯系著織布，買布。作家沒有忘記，戰爭年代山里一個單純、善良的女孩子為他縫過一雙結實的布襪子。然而作家更珍愛的，是那女孩子為縫制襪子所付出的真誠勞動和在這勞動中傾注的難以估價的感情，傾注的中華民族樂觀向上、堅韌不拔的天性。是這種感情和天性，滋養著作家的心靈。

正月已近。“正月里來是新春”，春天是開拓、創造的季節。夜深人靜時，我又想起孫犁老師的套袖。我仿佛看到他又坐在那張靠窗的舊桌前，雙臂戴著那整潔的青色套袖，開始伏案寫作，領略文學這平凡而又復雜的勞動中的喜怒哀樂。